装的背后是虚弱——

权力者最恨的就是一个人直接挑战他的权威，因为你挑战的并不只是他的身份和冒犯他的“尊严”，而是在心理上，把他置入灾难性的对世界无控制力的处境之中。假如他的权力可以管着你，连你都控制不了，他还能控制一个无边无际，充斥着危险的世界吗？

江苏卫视火爆节目《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关门时，喜欢有规律地连敲三下，以在心理上确定“门关紧了”。

孟非说的是一种强迫症的症状。假如一个人有强迫症，那么，他经常会玩这样的动作：出门前，用手摸或敲一下门，有规律地重复着既定的节奏，三下或五下，每次都是这个数字，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假如他某次敲的是两下或四下，他就会惶惶不安，这就是仪式。神经症是个人的宗教，通过这个仪式，一个人在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秩序的保护，恐惧感暂时就被压抑下去了。

一个有强迫症的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破坏这个仪式。假如它被破坏，他的心理结构就遭到了瓦解。

连敲几下门这类仪式之所以那么有魅力，秘密是，它对一个有恐惧感的人来说，构成了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假如我们的心理结构被伤害，活在恐惧之中，那么，我们就是通过对一套仪式的依赖，来逃避那个伤害我们的心理结构的东西。因为，有了这个仪式，我们就只需要害怕没有规律地完成它而已，而不再需要直面那个伤害我们的东西!

权力也需要一个仪式的庇护0装神弄鬼是它的本性。人是一种并不完全把命运解释为现实生活中一系列博弈结果的动物，因为这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无能承担责任。把权力还原成完全世俗的东西，人们无法真正说服自己去对它进行服从。也就是说，没有魅惑色彩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从来就不会对它真正敬畏。

因此，维持权力的一个秘诀就是有一个仪式让权力者表演，同时把这套仪式的氛围植入观众的心理结构。

我们现在看帝王电视剧经常看到，一上朝，大臣都会在金銮殿下跪成黑压压一片，像排练好似的同时三呼“万岁”，进行舞蹈朝拜。这个金銮殿就是一个表演皇帝威武的舞台。背景是非常讲究的，比如柱子必须雕龙，两旁要站着侍卫、太监和宫女。而皇帝的宝座必须比大臣朝拜的地方高，这样他才能俯视群臣，既突出他的威严，又能让他对大臣有一种控制感。

什么时候这样的舞台破败不堪，那就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已被蛀空。比如，在电视剧《三国》中，曹操在一座残破不堪的宫殿里拜见汉献帝时，那种凄凉的场景，早就让皇家威严消失殆尽，没有了皇帝的气场，实际权力他已不掌握，他只是一个可由人操纵的玩偶。

作为汉献帝的祖宗，刘邦同志在革命成功后，由于本来就是一个流氓，一时间还没有打造皇家威慑力的思想觉悟。而他那帮兄弟，和他一样也多数是粗野无礼之徒，在开会的时候叫骂连天，很不成体统。一下子，邦哥居然没有享受到当皇帝的快感。

有一个叫叔孙通的人就对他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感觉当皇帝很好玩。邦哥说，真的吗?叔孙通说，我玩给你看，好不好玩到时你再说。刘邦干了。

叔孙通玩的就是“制礼”，把原来的“周礼”和秦朝玩的那一套统统搬出来，并有所创新。在开会的时候，皇帝和大臣该穿什么衣服，该挂什么表情，该坐或站在哪儿，该玩什么动作，该呼什么口号，一遍一遍地演练。一段时间后，搞定了。刘邦一玩，哇，真的好好玩儿哦。这下终于体会到当皇帝的滋味了!

而那些大臣也觉得，哇，这样玩，大家不再是山野村夫、流氓无赖了，我们已经进化成汉朝最高档的人!

“礼仪”真有那么厉害吗?有!

孔子把“礼”看成是文明的标志，所以对“周礼”夸赞有加，认为它厉害得不得了，因为这是对人的野蛮本性的驯化，仅仅这一点，中原“文明人”就可以傲视周边蛮夷。

但把这个观点往前推进一步，那就意味着，“礼”不仅可以把人驯化得“文明”，也可以把人驯化成权力的奴隶，因为人一旦陷入剧场情境中参与表演，在心理上就好控制了，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而且玩着、玩着就当真的了。

权力需要一个秩序来维护自己。如果人的行为不被纳入这个秩序，不被“礼”所规驯，那么权力是危险的。

原因是，权力的冲动并不是来自于强大，而恰恰是来自于虚弱。正因为权力者无法依赖“自我”的力量来面对这个无序、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他才需要把让人恐惧的力量填充入他的“自我”结构。

一个追求权力的人，同时有三重永恒的渴望。

第一重渴望，他一定要通过特定的仪式确认自己权力的存在和符合他的身份的权威。

第二重渴望，他一定要把权力注入自己的人格，改变自己的性格。

第三重渴望，他一定要感觉到他对这个世界有控制感。

先说第一重渴望。无论是古代的皇帝登基大典、加冕仪式，还是现代的总统就职典礼;无论是任命将军、市长，还是提拔科长、主任，权力的授予都有一定的仪式。像皇帝的登基大典，就极具表演性，一定要以一个建造、装修得威武且古色古香的地方作为舞台背景，下面要黑压压地跪着一群人，还要以一定数量的侍从、祭司陪衬。所有人穿的衣服都有一定的讲究，哪些人该是什么颜色、款式，要与他的身份相符。仪式开始时，要有奏乐表演，要有一个人主持仪式，拉长声调宣布大典开始。

即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小科长，也要有象征仪式表明他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即使没有开会宣布，最起码也要有文件通报，像皇帝登基，要把他的权力昭告天下一样，制度也懂得要把这个科长的权力昭告他所在的组织结构。

仪式进行到这里，权力的第一重渴望完成了一半，观众在权力授予的仪式中看到了他获得权力的表演。剩下的一半是，观众是否承认他这一权力的权威。

叔孙通给刘邦制礼，以“礼仪”对一帮莽夫进行了驯化，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权力者，当然也会如法炮制。只不过，玩得是否高级，是根据权力大小来设定的。体现权力者权威的仪式有些是制度的规定，有些是权力者的个人创意。

在古代，官员要坐轿，权力级别越高，抬轿的人越多。每当他们在街头晃过，前面必须有人狐假虎威地吆喝，鸣锣开道，构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在现代，鸟枪换炮了，要体现官员的权力，他们的身份派头，当然是制度配给相应的小车、保姆、房子。要有接连不断的会议，在会议里他们要发表讲话，同时，还要有视察、调研什么的，以这类连续性的仪式来体现他们作为权力者的权威。当然，布景是必须的。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必定是所在单位装修最豪华的，而且在设置上要让人进去有一种震慑感，在门上也要标上职务的相应提示。

第二重渴望。一个对权力迷狂的人，内心里虚弱不堪，无论他握有多大的权力，只要这个权力不注入他的人格，改变他的性格，他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力量感，因为权力仅仅是工具。一个人身上有了一把枪，固然胆子大了点，但他的恐惧还是没有得到消除。所以，权力者一旦获得权力，就会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他的自我，以及以往和他的自我有联系的东西!

当两个人原来是平等的同事，其中一个升官后，他们的关系往往就无法维持，而升官的同事则变成了另一个人。没有升官的人或许感到不解，但其实很简单，他必须根据新的身份来思考和行动。他要在语调上、行为上对更高的权力者，以及权力系统的既定模式进行模仿。他装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像一个零件一样，融入权力这架机器里，最终把自己变成权力本身。

第三重渴望。如果在一个人的内心里，世界是无序的，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他握有再大的权力也没用，世界轻易就可以在心理上摧毁他<em>（这一点，下一章有详细分析）</em>。所以权力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建立一个秩序，驯服偶然性，以便让权力者感觉，在秩序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他是安全的，他可以主宰他权力所及的环境。

这一对世界的控制感，通过权力者与他人的互动来实现。权力者最恨的就是一个人直接挑战他的权威，因为你挑战的并不只是他的身份和冒犯他的“尊严”，而是在心理上，把他置入灾难性的对世界无控制力的处境之中。假如他的权力可以管着你，连你都控制不了，他还能控制一个无边无际、充斥着危险的世界吗?

所以，在他与人互动时，一定要在这样的仪式下进行表演：别人对他尊敬，献上他需要的东西，他回报以友好或傲慢;或者，在既定的安排之下，他主动上去和一个完全弱势的人说话，表示关心，而后者最好要受宠若惊，表情惶恐。注意，一个官员受贿为人办事，绝不仅仅是因为贪欲，他同时还受到对世界进行控制这种隐秘心理的驱动!为了确定在他的权力之下，他对这个世界具有主宰能力，他需要对很多制度上不允许他干的事情进行尝试!

假如把礼仪的装饰功能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一个惊天秘密就暴露出来了。

在分析权力借助礼仪进行表演时，我已经暗示过，礼仪完全就是一套用来忽悠人的表演程序，它并不代表一套价值，它完全是工具性的，目的是对权力者进行身份识别，给他们进行造魅。

但是，假如我们把目光放到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痛苦地发现，礼仪已经成为一套价值，一个人是否在社会互动中遵循特定的仪式进行表演，是否做出一些规定的行为，已经成为有无“礼貌”的标准。在表演时具有某些礼仪特点的人，被视为“文明”、高档而有修养，而没有这些礼仪特点的人，则被视为野蛮、低档和素质低。

借助于装饰味十足的礼仪，像穿着名牌服装来区别于穷人一样，上流社会不仅轻易地建立了与下层社会的隔离，从而在身份识别上使自己的优越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且完成了一种价值歧视。在权力、金钱等方面他们建构了与穷人的等级，从而可以压迫、掠夺穷人后，借助于礼仪，在尊严上他们也建构起了与穷人的等级，礼仪成为他们羞辱穷人的一个道具。

我们经过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官员、富人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奔跑，一个贵妇在和别人说话时，也不会像村姑一样挤眉弄眼、唾沫横飞，他们不可能穿西裤时卷起裤脚，他们更不可能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大街上行走。

中产和上流社会的家庭，吃饭用餐时，对卫生、上桌等都有讲究，形成一套仪式。而下层社会的就餐则完全随意，在农村，挟了菜后不仅小孩，大人都可以拿起碗到处跑。当下层社会的孩子这种就餐风格恰巧被上流社会的人看到时，他们鼻孔里就会“哼”一声：没教养。

中产、上流社会和动物(是猫、狗之类而绝不是鸡、鸭之类)的亲密关系一直是一种时尚。那些很中看，但从来不中用的动物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比如他们可以呼唤这些猫、狗为“儿子”。而下层社会，养动物肯定是要养具有实用性的，能耕田、能看家，还可以杀来吃的，对于猫、狗并不会表现出那么夸张的态度。于是，当中产、上流社会的人看到下层社会的人杀掉猫和狗来吃时，他们就会流下眼泪，愤怒地声讨下层社会的人“残忍”。

因为礼仪的区别，下层社会真的就在价值上低档吗?

错了!上流社会是有闲阶层，衣食无忧，不需要进行生产劳动，空闲时间一大把。那他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干吧?于是可以弄出一些精致的玩意儿来消遣，一方面找到乐子，另一方面成为他们的身份标志，以此和下层社会的人相区别。由此，一系列烦琐的仪式被发明出来，用以点缀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有品位。

而下层社会根本不可能过上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一天到晚要为三餐奔忙，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玩闲情逸致。在吃饭时玩那些烦琐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多余。他们没钱买衣服来精心包装自身。他们不可能去养宠物狗，而只能养看家狗。他们不可能对猫、狗表示“爱心”。一句话，因为他们要为生活而挣扎，不可能玩上流社会的那一套。

但是，上流社会那一套由于以“礼仪”的面目出现，而且他们社会价值排序很高，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成为一种价值准则。借助于他们在一个社会中的强势地位，以及下层社会对价值排序的屈从，礼仪轻易地转化为一种美学和道德标准，用来建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身份区别，并维持一种尊卑有别的价值秩序。

这就是“文明”的真相。